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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元素影响中国古代艰深文学创作

日期:2019-03-06   浏览次数:

鲁迅认为,“释氏辅教之书,《隋志》著录九家……今推颜之推《冤魂志》存,引经史以证报应,已开混淆儒释之端”。在个别人的印象中,颜之推是正宗儒学传人,其《颜氏家训》为中国人所熟知,但其志怪小说《冤魂志》开“混杂儒释之端”,可见佛学在中国小说萌芽阶段就已经开始对之浸染、渗透。因此,咱们可能将六朝之鬼神志怪小说视为中国艰深文学与佛教联姻的发轫。

从初唐的崇佛到韩愈《谏迎佛骨表》公开反对佛教,及至唐武宗灭佛,佛教在唐代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唐代变文、传奇是通俗文学与佛教联姻发育期的文学生产状况。作为唐代说唱伎艺转变的底本,变文是在佛教僧侣所谓“唱导”的影响下,持续汉魏六朝乐府诗、志怪小说、杂赋等文学传统逐步发展成熟的一种体裁。唐代早期的变文是以“或杂序因缘,或傍引譬喻”的讲经情势跟民间说唱形式相结合来演绎佛经神变故事的。它同唐前期绘画中描摹佛本生故事的“变相”一样,首先浮现于佛寺禅门,是把佛教经典艺术化、形象化的产物。僧人为了使深奥的佛理经义通俗化,招揽更多的听众,于是逐渐加进了一些历史故事跟事实内容,即所谓“商讨经论,采撮书史”。据梁释慧皎《高僧传?唱导论》叙述,僧徒宣扬佛理“如为出家五众,则须切语无常,苦陈后悔;若为君至长者,则须兼引俗典,绮综成辞;若为悠悠凡嫡,则须指事造形,直谈闻见;若为山民野处,则须近局言辞,陈斥罪同。凡此变态,与事而兴,堪称知时众,又能善说”。所以,这种文体的特点是有说有唱、韵白联合、语言通俗、濒临书面语,题材多选自佛经故事。张中行指出,唐五代变文的“故事内容不管是用什么文体表现的,往往会提到僧徒、寺院、修持、神通、菩萨、罗汉,乃至阎罗、地狱、鬼魂、报应等等”。起源于佛经故事的唐代变文散韵结合、善于铺陈,发现出人神混杂的世界,后辈明代神魔小说直接承接于此。

佛教自东汉传入中国,历经浸染、磨合、融入,最后与儒道“三教合一”,完全本土化成为中国主流文化。其发展演进进程,在中国古代艰深文学中也留下了非常明显的痕迹。

六朝崇佛之风盛行,从杜牧“南朝四百八十寺,多少楼台烟雨中”的感叹中可见六朝佛寺发展之繁盛。中国古代通俗文学与佛教的联系,来源于六朝的志怪小说。干宝《搜神记》“偶有释氏说”,自此佛学开端渗透渗出到中国通俗小说写作中;梁代吴均《续齐谐记》载有“阳羡鹅笼”故事一则,从中能够看出自印度传入之佛教对中国古代通俗小说的显明影响。故事无比离奇:“阳羡许彦负鹅笼而行,遇一书生以脚痛求寄笼中。至一树下,书生从口中吐出器具肴馔,与彦共饮,并吐一女子共坐。书生醉卧,女子吐一男子。女子醉卧,男子复吐一女子共酌。书生欲觉,女子又吐锦帐掩蔽书生,即入内共眠。男子另吐一女子酌戏。后次序各吞所吐,书生以铜盘一赠彦而去。”事实上,此故事件节直接取材于佛经。《譬喻经》有“昔梵志作术,吐出一壶,中有女子与屏,处作家室。梵志少息,女复作术,吐出一壶,中有男子,复与共卧。梵志觉,顺序互吞之,拄丈而去”。不同的是,《续齐谐记》把《譬喻经》中“梵志作术”改为“阳羡书生”,在内容上也转向表示社会的世俗问题。